家有余粮心不慌 - 中国旅游摄影艺术网

我搭乘上了60后的第三路班车，刚好生于63年。应该说，这是一个计划经济发展与艰苦发展的过渡时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所以，在城里“过时”的东西，往往能够在偏远的农村找到印迹。城里很多的同龄人感受不到，却被乡下人赶上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不幸的，但我觉得这是幸运的，因为我生在60后，却享受着很多70后的待遇。

从记事开始，很多地方的农村人还挣扎在生存线上，食不果腹。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得用粗细粮搭配着度日，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改变了这一切，不再“农业学大寨”了，不再“吃大锅饭”了。包产到户后，开始的是一种科学种田（地）的新模式，甩开膀子尽管干，有多少能耐都可使出来，尽可大显身手，各显神通。

在老一辈人的言辞中，还经常听见“大队”“生产队”这样的口语。现在都叫村小组了，可他们依然一下子改不过口来。在那些用石头垒起的保坎上和饱经沧桑的老房子墙上，随处见到“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标语口号。可见当年，我那遥远的小山村也在响应着党和国家的号召，向大寨学习。

作为农村人，土地是命根子。没有土地，也就意味着没有吃的，因为吃的都得从土地里转换出来。在很多地方，80年出生的恐怕也分不到土地，那时候土地已经包产到户了。我的弟弟，72年出生也分有土地。只因为偏远，连土地下放到户的政策都要晚半拍。

那时候，种土地要缴公余粮的，按土地按人头缴。每到收获的季节，来缴公余粮的群众人背马驮，从四面八方涌来，粮食局就变得异常的热闹。由于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征，很多的粮食都达不到收储的干燥指标。晴天的时候，粮食局的院坝就成了另一道风景——黄白相间的粮食被摊开，摆放出各种不同图案，让阳光把那些多余的水分蒸发掉。

在村子里，偶尔也走出去个把“吃皇粮”的中专生。那时候的中专生，就意味着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公家饭”。他们被塑为典型，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户口被迁出，村子里总会引起一阵不小的躁动。一来是村里又出了一个中专生，这大概就是物以稀为贵吧；再者，纯粹的为了土地。他走了，土地就要拿出来交回村上，重新分配。当然，公余粮也要重新进行分配。得到土地的人，也就可能得到更多的粮食。粮食多了，生活必然可以得到改善，这样就可以多喂家禽。把家禽变卖后，可以增加收入。那个年代，“万元户”受到万人的敬仰。可现在，买套房子也动不动就几十上百万。

每到春节前，农村都要宰年猪。宰猪之前就扳着手指倒数着日子，终于等到那一天，可到凌晨怎么也睡不着了，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流失，如坐针毡般终于熬到了天亮。这时院子里开始热闹起来，大人们生火做饭，忙里忙外，小孩子则只盼望着快点把猪放翻。猪还没宰，就跑了好几次茅厕，腾空肚皮，就想在吃的时候一次就吃个够。

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莫过于宰年猪和过年。宰年猪，意味着一年生活的改善，不说天天有肉吃，但至少能隔三岔五见油荤。在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能够吃到猪油也是在改善生活，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可那时，农民养猪，一半要交公，叫购留各半。辛辛苦苦一年才养大的猪，一半就这样归公了，自己却只得到一半吃。连人都不够吃，猪吃得更差。俗话说：“话是酒撵出来的，兔子是狗撵出来的”，那猪身上的肉就不会平白无故地长出来，得靠粮食去催。想当年的年猪，也就皮包着骨头，但毕竟那是一头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姐姐比60后出生的我大不了几岁，他讲了一个他所经历的故事。在他生活的年代，姐妹都多。吃饭不要说吃好的，就是吃洋芋都要吃一大桶。在那个时候，能够吃上放有“漂汤油”的红豆汤就算奢侈了。但在水多豆少的汤里要把红豆舀起来，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得在不断的总结中摸索经验。在沸腾的汤锅里，不断有豆和气泡一起冒出来，得从中间下手，才能舀到豆。要想舀油，得沿着锅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