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乘上了60后的第三路班车,刚好生于63年。应该说,这是一个计划经济发展与艰苦发展的过渡时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所以,在城里“过时”的东西,往往能够在偏远的农村找到印迹。城里很多的同龄人感受不到,却被乡下人赶上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不幸的,但我觉得这是幸运的,因为我生在60后,却享受着很多70后的待遇。 从记事开始,很多地方的农村人还挣扎在生存线上,食不果腹。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得用粗细粮搭配着度日,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改变了这一切,不再“农业学大寨”了,不再“吃大锅饭”了。包产到户后,开始的是一种科学种田(地)的新模式,甩开膀子尽管干,有多少能耐都可使出来,尽可大显身手,各显神通。 在老一辈人的言辞中,还经常听见“大队”“生产队”这样的口语。现在都叫村小组了,可他们依然一下子改不过口来。在那些用石头垒起的保坎上和饱经沧桑的老房子墙上,随处见到“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标语口号。可见当年,我那遥远的小山村也在响应着党和国家的号召,向大寨学习。 作为农村人,土地是命根子。没有土地,也就意味着没有吃的,因为吃的都得从土地里转换出来。在很多地方,80年出生的恐怕也分不到土地,那时候土地已经包产到户了。我的弟弟,72年出生也分有土地。只因为偏远,连土地下放到户的政策都要晚半拍。 那时候,种土地要缴公余粮的,按土地按人头缴。每到收获的季节,来缴公余粮的群众人背马驮,从四面八方涌来,粮食局就变得异常的热闹。由于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征,很多的粮食都达不到收储的干燥指标。晴天的时候,粮食局的院坝就成了另一道风景——黄白相间的粮食被摊开,摆放出各种不同图案,让阳光把那些多余的水分蒸发掉。 在村子里,偶尔也走出去个把“吃皇粮”的中专生。那时候的中专生,就意味着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公家饭”。他们被塑为典型,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户口被迁出,村子里总会引起一阵不小的躁动。一来是村里又出了一个中专生,这大概就是物以稀为贵吧;再者,纯粹的为了土地。他走了,土地就要拿出来交回村上,重新分配。当然,公余粮也要重新进行分配。得到土地的人,也就可能得到更多的粮食。粮食多了,生活必然可以得到改善,这样就可以多喂家禽。把家禽变卖后,可以增加收入。那个年代,“万元户”受到万人的敬仰。可现在,买套房子也动不动就几十上百万。 每到春节前,农村都要宰年猪。宰猪之前就扳着手指倒数着日子,终于等到那一天,可到凌晨怎么也睡不着了,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流失,如坐针毡般终于熬到了天亮。这时院子里开始热闹起来,大人们生火做饭,忙里忙外,小孩子则只盼望着快点把猪放翻。猪还没宰,就跑了好几次茅厕,腾空肚皮,就想在吃的时候一次就吃个够。 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莫过于宰年猪和过年。宰年猪,意味着一年生活的改善,不说天天有肉吃,但至少能隔三岔五见油荤。在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能够吃到猪油也是在改善生活,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可那时,农民养猪,一半要交公,叫购留各半。辛辛苦苦一年才养大的猪,一半就这样归公了,自己却只得到一半吃。连人都不够吃,猪吃得更差。俗话说:“话是酒撵出来的,兔子是狗撵出来的”,那猪身上的肉就不会平白无故地长出来,得靠粮食去催。想当年的年猪,也就皮包着骨头,但毕竟那是一头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姐姐比60后出生的我大不了几岁,他讲了一个他所经历的故事。在他生活的年代,姐妹都多。吃饭不要说吃好的,就是吃洋芋都要吃一大桶。在那个时候,能够吃上放有“漂汤油”的红豆汤就算奢侈了。但在水多豆少的汤里要把红豆舀起来,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得在不断的总结中摸索经验。在沸腾的汤锅里,不断有豆和气泡一起冒出来,得从中间下手,才能舀到豆。要想舀油,得沿着锅沿。 但在我出生的60年代,兄弟姐妹明显少了。他们则说,国家已经实行计划生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