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古国 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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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山西抚臣允贞上言：“汾称州所从来久，然于地实不便，州有两蕃邸，子孙以千百，或乘势噬小民，持吏短长，州吏权轻，不足以弹压，不便一；其地商贾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讼狱滋繁，凡大狱经道府始决，往返论报数百里，疲于奔命，不便二；邑于州名为属，实有轻州吏心，州亦不能自持其体，抚按有所咨问，皆署其考上上，晋中直隶州凡四，诸钱谷法当互稽敷，而参佐琐尾不足称任使，不便三；汾于永宁近当路塞，石州之变岌岌震于邻，故汾设守备，有警移往永宁，永宁隶冀宁道，汾州隶冀南道，两地故多盗，事发相诿，不便四。臣窃视其山川形势与人物畜产，名虽州，其实郡也。臣请遂建为郡，设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宁、宁乡、临，平阳之灵石、沁、沁源、武乡，皆隶之，臣谨与督臣按臣议，以为便，昧死以闻。”制下部议，户部尚书臣俊民议日：“汾州在先朝数议改郡，迄无肯任之者，抚臣允贞担荷甚力，汾隔永宁，逾黄河接延安、榆林，屹然为捍蔽于西陲。臣俊民，晋人，任其议必可行也。请遂改汾州为郡，设附郭邑，及割诸州邑属之，皆如抚臣章。”制日“可”。名府日汾州，县日汾阳。乃设官，郡守及贰伴理各一人，县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学宫，设博士，广诸弟子员。乃建长盈仓，乃建府治，自堂序及廨舍凡四百十楹，改故州治为汾阳县治。乃择良二千石视事，与百姓更始；择良监司检察非法，董治之，于是蕃邸约束，诸王孙凛凛奉法。诸州邑政令皆禀于郡，民有讼狱，皆就其郡取衷，上下相维，民是以和，内拱偏关，外联络塞上，称重镇焉。……
此碑记包括了两个内容，一是升府的起因，二是升府过程及内容。以下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汾州升府的起因
关于汾州升府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当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的魏允贞。在魏氏之前多有有识之士提出汾州设府的政议，然却未曾实现。故而汾州升府之首功当推魏允贞。
魏允贞(1542—1606)，字懋忠，号见泉，明大名府南乐县人。他天资颖慧，沉默寡言，性忠厚刚直。魏允贞在山西10年，《明史》记载说“允贞素刚果，清操绝俗”[3]。他在山西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第一件是，裁撤幕府岁供及州县冗费，减轻人民负担，修建军事设施，发展商业和互市等。第二件是，不畏权势，与以矿税使身份到山西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的太监张忠、孙朝作斗争，并屡次上疏为民请命。却被矿税使诬陷而因此获罪，因山西官民的“诣阙诉冤”及两京言官“连章论救”，才得以免罪，此事使其威名大振。
第三件就是汾州升府。《明史·魏允贞传》仅以24字记述汾州升府之事：“汾州有两郡王，宗人与军民杂处，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为府。”可见汾州升府一事涉及地方官府与帝国宗藩的复杂利益纠葛。不过《明史》的记载未免太过疏略，要深究汾州升府的驱动因素，必须依据《新设汾州府碑记》的记载。由碑文可知，魏允贞对汾州升府的必要性提出了四点理由，他认为这四个不便之处使汾州升府势在必行。一不便为：“汾称州所从来久，然于地实不便，州有两蕃邸，子孙以千百，或乘势噬小民，持吏短长，州吏权轻，不足以弹压。”
考诸史籍，汾州为后魏太和间置，始治蒲子城，在今山西隰州。后魏孝昌中移治西河，即今山西汾阳县治，北齐改日南朔州，北周改曰介州，隋改曰西河郡，唐置浩州，复改日汾州，天宝元年(742年)又改为西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汾州，宋沿而不改，属河东路，金属河东北路，元属冀宁路。明洪武元年(1368年)时，领平遥、介休、孝义三县，直隶山西省。所以魏允贞认为“汾称州所从来久”，的确不为过。
尽管汾州作为统县政区的历史可谓悠久，但是由于治理之官的官位较低，对于地方的管理多有不便之处，特别是明代的藩王制度。在汾州城就有两个藩王驻扎，一日庆成王府，一日永和王府。到明末经过十几代的繁衍，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特权寄生阶层。有明一代，单个藩王的生育最高纪录就是由就藩于汾阳府的庆成王朱钟镒所创造，其生子一百的事迹广为流传。据《汾阳县志》中记载：“朱钟镒有子四十七人，皆封镇国将军，女四十四人，皆封县主，生育近百。”C4]二者合为91人，尽管并非真有百人之多，但是数量也很是惊人了。安介生先生曾经对明代山西的藩府人口做过深入研究，据他统计，到明末“狭义的山西藩府人口数量已超过了20万人”[5]，尽管没有给出汾州的两个郡王府的具体人口数据，但是从侧面也足可反映出，明代宗室人口集团的庞大。因此魏允贞所说的“子孙以千百”是毫不夸张的。
作为一个数量庞大并拥有特权的政治集团，为了维持其自身利益，做出“乘势噬民”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其与地方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粮不足以供，地不足以容”，必然要与民争地，与民争利，以至于“苦宗室甚于苦虏”。然而由于汾州的最高官员——知州仅仅为从五品，其他官员就更是位低权轻，要与数量庞大的藩王集团进行地方事务的沟通和协调，必然会备感不便，难免产生龃龉。然而汾州升府之后，作为一府执掌的官员——知府成为正四品，官位权力大大提高，从而能够有效地管理藩府的不法行为，增强对地方社会控制能力，以维护地方的稳定。
二不便为：“其地商贾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讼狱滋繁，凡大狱经道府始决，往返论报数百里，疲于奔命。”汾州地处汾河中游，太原盆地中部，自古水土肥沃，人口众多。特别是下辖的平遥、介休、孝义等县都是明清晋商聚集之地，繁华一时，同时也是奢靡之风弥漫之所在，“讼狱滋繁”在所难免。由于汾州官府权职较小，大的案件往往需要归于在监察方面管辖汾州的冀宁道审理，而冀宁道衙门位于太原城。如此一来，必然导致了“往返论报数百里，疲于奔命“的现象，无疑是对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若是由州升府，很多的案件不必再送往省城审理，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
三不便为：“邑于州名为属，实有轻州吏心，州亦不能自持其体，抚按有所咨问，皆署其考上上，晋中直隶州凡四，诸钱谷法当互稽敷，而参佐琐尾不足称任使。”汾州虽然有一些下属的县，但是在实际的行政运作中却常有轻视州官的现象发生，并不太服从管理。而且汾州长官也不能履行应有的职责，每当上级如巡抚或巡按对其进行询问考察的时候，动辄将所属县官政绩都评定为“上上”，并不根据实际情况向上反映，难免造成吏治的败坏。与此同时，山西一省的四个直隶州，在赋税等方面相互推诿敷衍，致使行政效能大为降低。
四不便为：“汾于永宁近当路塞，石州之变岌岌震于邻，故汾设守备，有警移往永宁。永宁隶冀宁道，汾州隶冀南道，两地故多盗，事发相诿。”明代山西地处明蒙军事对峙的前线，嘉靖至隆庆初年是双方大规模厮杀的高峰期。特别在隆庆元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石州之变”。据《明实录》记载：“虏俺答寇山西，石州陷之，杀知州王亮，并扬言欲移兵南向。”[6]．‘三日遂抵大武镇，石州遂陷，屠戮甚惨……比虏至，急攻不能下，而维岳以石州陷，日寻间道走文水，虏得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间，所杀虏男妇以数万计，刍粮头畜无算，所过萧然一空，死者相继。”[73隆庆元年，石州知州李春芳因石、失音相同，嫌其不祥，遂改石州为永宁州。从上文可以看出，蒙古南下内犯给石州和汾州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石州之变”因之成为汾州升府的一大动因。
而“汾于永宁近当路塞”就是指汾州和永宁州之间有便利的交通，且战略地位重要，这条交通线即是地方百姓俗称的“通秦古道”。其不仅是连接陕西的一条东西货物运输通道，同时也拥有防御蒙古军事
力量南侵的极其重要的军事价值。而永宁州的碛口古镇与汾州城遥相呼应，成为这一交通大动脉重要的两端。“驮不尽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诉说着曾经的“通秦古道”的繁闹过往，货物经由碛口、离石，吴城、到达汾州城，再运往别的地区。从军事角度来看，当蒙古内犯之时，汾州和永宁州本为唇齿相依的关系，二者更需统一指挥共同作战，沿这条交通要道布置关塞和军事力量，如果发生危急情况，也可迅速把汾州的军事守备力量移往永宁州，以抵抗入侵的蒙古军队，这样就加强了对蒙古内犯的应变能力。另外，由于两地地处吕梁山区，群山连绵，地理环境的复杂决定此地经常有匪盗盘踞，由于永宁属于冀宁道，汾州隶冀南道，并不属于统一政区的管辖之下，匪盗窃发之时，两州难免会有相互推诿的现象。综合汾州、永宁州之间的经济、战略联系考虑，两地纳入同一行政管辖区域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魏允贞总结出这四不便后，就提出了他对于升汾州为府的建议：“臣请遂建为郡，设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宁、宁乡、临，平阳之灵石、沁、沁源、武乡皆隶之”。他提出设立汾阳县为附郭县，并且把太原府下辖的永宁、宁乡、临县，以及平阳府的灵石、沁源、武
乡都归汾州府管辖。
二、对汾州府的政治地理学分析
山西巡抚魏允贞向朝廷提出升府方案后，于是各部开始对此事进行商议，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终，此议被批准。汾州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正式升为府，
“名府日汾州，县日汾阳”。汾州府以及下设的附郭县设置相应的官员，经过几个月的建设，新府及其附郭县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具备了较完善的行政功能，一切政事开始走上正轨。同时“择良监司检察非法”，对非法的行为进行监察管理，使当地治安有所改善。新府设立之后，首先，其政区层级提高、幅员扩大，成为东西狭长的形状。由于之前蒙古内犯时，曾经“大掠山西，南及平阳，东及潞、沁”，从政治地理学的幅员、边界要素的角度来分析：新的汾州府纳永宁州于境内，永宁州自古“重山合抱，大川四通，控带疆索，锁钥汾、晋，成要区也。边防攻，州西逾黄河即延绥边地，北边偏、老，最属要卫”[9]1940，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新的汾州府的西界为黄河，是府界同时也是省界、河界，成为连接陕西、防御蒙古的战略前沿。
其次，新设的汾州府的南界把灵石县也囊括了进来，灵石县位于太原盆地的南端，是沟通太原与临运地区的必经之处。特别是其境内的灵石口、雀鼠谷自古是战略要道，一直是三晋鏖兵的必争之地，控制了灵石也就是扼住了晋中通往晋南的咽喉。第三，该府的东界将沁州所辖的三县之地也纳入进来，沁州的地理位置也是十分重要，自古就有“冀州门户、潞泽咽喉”之称，其“北接太原，南走泽潞，居心膂之地，当四达之卫，山川环抱，形要之地也’,[9119sz，控制沁州就可以控制通往晋东南的交通要道。所以，把灵石与沁州纳入汾州府的幅员内，应当是有集中军事力量，控制战略要地，防止蒙古再次侵入平阳、潞安二府的意图。
但是万历中期之后，明蒙军事对抗逐渐转向平和，被内犯的压力有所降低。而且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东西狭长的政区并不便于治理，一些边远地区距离府治所太远。所以，沁州当地官民以“沁之地区距离府治所太远。所以，沁州当地官民以“沁之距汾三百里之遥，往返则六百里矣。其多峻岭峻岩，崎岖鸟道，冲寒冒暑，跋涉为难……士夫小民，万口一词，俱称苦累．[103为由，要求恢复旧制，重新直隶于省。经过当地官民的一番努力，终于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又重置为直隶州，隶属于汾州府仅短短九年。而灵石与石楼则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 互换隶属，石楼始属汾州府，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府境。新设后的汾州府成为明代山西仅次于太原府、大同府、平阳府的几个大府之一，它像一把利刃一样。横亘于太原府、平阳府、潞安府之间，西控黄河、东驭：太岳、南临河东，当山西南北向交通要路之冲，成为地缘意义上举足轻重的统县政区。
三、结语
汾州升府的动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政府层级较低，对地方社会控制能力不足导致的，政府层级的升降直接影响到对地方社会控制的程度。研究统县政区的变迁，也是对这一较大区域的地方开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汾州府的设立，对明代山西的行政区划起到了明显的完善和补充作用。首先，在明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汾州升府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汾州城内诸藩设置，使地方管理能够拥有更大的权限，能够更加有效地加强对下属州县的管理力度，增加了统县政区管理下的基层政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使政情上通下达，上下成和。与此同时，发生牢狱诉讼也可以就近解决，不需要远赴省城府衙进行申述。其三，汾州府作为“商贾走集，民物浩穰”之地，设府的同时，魏允贞也实行了鼓励商业的政策，特别由于“通秦古道”的存在与发展，使之可以直接通往陕西等地，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晋商的崛起与发展，为清代晋商的辉煌奠定了一定基础。最后，在明蒙军事冲突的背景下设立的汾州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吸取了“石州之变”的失城教训。新设后的汾州府成为明代山西仅次于太原府，大同府、平阳府的几个大府之一，它像一把利刃一样维护了边疆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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