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王府地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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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为山西千年古邑，乃三晋文化名乡。汾阳位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交融地带，素有“秦晋旱码头”之称，历史悠久。人民尚武习文，文化包容兼汇，唐代五律诗鼻祖宋之问、宋代名将狄青均诞生在汾阳这块土地上。汾阳市还荣膺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体育先进市等荣誉称号。
汾阳“武场地秧歌”，演员角色造型独特，其舞蹈形式由武术动作和势法演变而来，表演套路丰富，变化多端，主要有开场大阵、二龙出水、蛇褪皮、蒜辫子、单勾心、十字花、三十六连勾、两条龙双引等。
“汾阳地秧歌”历史久远，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对于研究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探究当地汉族劳动敏锐娱神崇祀等民俗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作为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汉族民间舞蹈，汾阳地秧歌载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汾阳地秧歌起源于唐朝时的栗家庄。那时，栗家庄、田村、石塔、堡城寺.冯家庄一带，是汾阳王郭子仪的饷田，也就是皇上赏赐的食邑田。堡城寺村过去曾叫郭太尉庄，太尉即朝中高官的爵位
由此，郭氏家族中的低能没出息者，便在栗家庄起房盖舍，作了这些饷田的经管人。这些人原在西京长安生活，来到汾阳后，就把宫廷中的一种闹红火的形式传到了栗家庄。
唐太宗时，四海平定，天下归心。皇上闲暇无事时，便常看太监、宫女、侍卫们在一起表演一种叫秧歌的打击乐游戏。
秧歌队共有十二人参加，称为十二角身。四个磕花棒的、四个打鼓的、四个筛锣的。磕花棒的由侍卫们装扮，打鼓的由太监们装扮，筛锣的由宫女们装扮。因此，磕花棒的是武士形象，一招一式都属武术套路，一身的英雄慨；打鼓的是丑角形象，时时处处表露出一种不安分的调情举动；筛锣的是少女形象，以掩饰不住的爱慕之心，总想去接近武士，而往往受到：丑角的挑逗与阻拦。
鼓乐敲打起来后，圈外再加—个马锣、一个大锣、一副大镲，煞是击节有声、节拍有致、热闹有趣。
地秧歌的队形变幻也融进了兵家阵势的演变，号称十二套路。 谁知罗城镇管接待的人却是看人下菜哩，休息间，给唱秧歌的人喝的是沙糖水，给捣秧歌的人喝的是“圪枝”子红茶水。这喝啥不喝啥倒是小事，分明是小看人哩嘛。
栗家庄闹秧歌的人找班头要他出面理论，班头却觉得秧歌队是人家花钱雇来的，待遇上事先也没讲这个条件，反过来劝大伙迁就些客随主便吧。
秧歌队的人见班头替他们出不了这口窝囊气，便在班头的家具行头上出起气来。又开场后，四个磕花棒的在“四见面”时，相互暗示了一下，结果在踢飞脚时，“吧”的一声，将“头阁子”同时踢成了两块。打鼓的在“四见面”时，各使眼色，用鼓键将生牛皮鼓的中心位置，生生地穿了个窟窿，洞子眼几乎不差分毫。你想，这些人平素都是腰里插上个铁勺子，在不点大的地盘上苦练出来的把式，他们成心要毁一件家具，还不是信手拈来的事情
因此，栗家庄祖祖辈辈传下了闹地秧歌把式们的行话：“磕花棒的全凭腿脚哩，打鼓的全凭胳膊哩，筛锣的全凭‘圪尺’哩。”
“圪尺”是表现女人们娇态的一种步子，两只脚同时扭动脚掌与脚跟横向移动，那模样奴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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